总述
发布日期:2017-03-09   来源:高陵区志办   字体:【字体: 】    浏览次数:

主笔 马力勇

高陵县位于陕西省关中平原腹地,泾、渭河两岸,西安市辖域北部。东西长20.55公里,南北宽20.1公里,总面积294平方公里。禹夏时期,大禹治水,导泾入渭,绕于县南,成为雍州名地。周时筑有高陵邑。以南部有奉正塬,状若土山,坡度较缓,高四五丈而得名高陵。秦孝公十二年(公元前350)置县。新莽天凤二年(公元15)改名千春,更始元年(公元23)复名高陵。三国魏黄初元年(公元220)更名高陆。隋大业二年(公元606)又复名高陵,相沿至今。是全国建县最早的县份之一。

境内地势平坦,自西北微向东南倾斜,海拔357~414米。泾、渭二水自西向东流经县境南部,于马家湾乡泾渭堡村东北交汇,将全境切割为泾渭河北、渭河南和泾渭夹角3个自然区。咸铜铁路、西三一级公路、西禹公路南北穿境。高三、高永、高茹、高交公路贯通东西。27条县乡干路纵横交错,形成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。挺拔秀丽的唐昭慧院塔耸立于县城东南;唐大学士裴度撰文,大书法家柳公权书丹的唐西平郡王李晟碑突兀在渭河北岸公路旁;1978年,又在渭河南3公里处发掘出唐东渭桥遗址,皆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。还有米家崖、灰堆坡、马南村等处新石器时代遗址。“泾渭分明”的自然景观闻名遐迩。1995年,辖3镇7乡、87个村民委员会、1个居民委员会。有54446户、224872人。其中农业人口205542人,占总人口的91.4%。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765人。人均耕地1.24亩。以汉族为主,还有满、蒙、回、维、布依、土家等少数民族80多人。

本县面积虽小,但地平土肥、物华天宝,水利化程度高,机械化实力强,古有“黄壤陆海”之称,今誉为八百里秦川的“白菜心”。

泾渭河北川平地,占总面积的76.7%,主要为淤土,灌溉积淤深,熟土层厚,生产性能好,适种范围极广。泾渭河北岸和泾渭夹角的塬平地,占总面积的14%,主要为娄土,上部为人工覆盖层,下部为自然褐土,上松下实,保水保肥,宜于多种农作物生长。渭河南高漫滩地,占总面积的3.7%,主要为潮土,土壤疏松、性暖,地下水位高,宜于经济作物种植。其余为河流水域面积,约占总面积的5.6%。

县属暖温带半湿润大陆性季风气候。最高气温41.4℃,最低气温-20.8℃,年平均气温13.2℃。无霜期212天,年均日照2247.3小时,年降水540毫米左右,是农作物生长的适宜气候。

自秦王政十年(公元前237)始得郑国渠灌溉以来,已有2200多年的历史。建国后,大力开展农田水利基本建设。1957年,在陕西率先实现水利化,渠道交错纵横,水井星罗棋布,抽水站遍布泾、渭河两岸。1995年,水浇地占总耕地的99.88%,旱涝保收面积占94.2%,居全省各农业县之首。

从1958年实施机耕至1995年,耕播、植保、收获、拉运、碾打、加工、排灌全面实现机械化。机耕面积占总耕地面积的99.14%;机播面积占总播面积的79.8%;机收面积占种植面积的33%;机械植保面积占23%,荣膺全省农业机械化十强县称号。

粮食作物有大麦、小麦、玉米、谷子、高粱、豆类、薯类。以小麦、玉米种植最广,产量最高。经济作物有棉花、油菜、花生、大麻、烟叶、药材等,先后以棉花、油菜为主。其它作物有瓜类、蔬菜、绿肥、饲草等,以蔬菜为主。蔬菜有葱、韭、蒜、白菜、萝卜、南瓜等30多个品种,以桶子白菜、红萝卜品质最优,誉满三秦。

林木中,用材林有17科50多个品种,以青槐、椿树、榆树品质最优,以建国后引进的泡桐及各种白杨、刺槐栽植最广、生长最快、产量最高。经济林果有8科30个品种,以豁口桃、酒枣久负盛名,以80年代引种的酥梨和梨枣品质最佳。观赏林木有10科20多个品种,以龙爪槐最为青睐。

家畜有牛、马、驴、骡、猪、羊、狗、兔、猫等,以秦川牛、关中驴享誉全国,以猪、羊和70年代引进的奶牛饲养量最大。家禽有鸡、鸭、鹅、鸽等,以鸡、蛋、肉产量大、质量优而闻名全国。

泾、渭河流经县内30多公里,年均径流量56.36亿立方米,地下储水量1 1074万立方米。泾、渭河断裂带下,既是关中地区地下热水的补给通道,又是地下热水的主要赋存带。水利资源极为丰富。沿河两岸有大量的沙石资源,且宜于开塘养鱼,以渭河大鲤鱼久负盛名,曾为秦、汉、唐宫宴上珍。

从远古时代的先民到20世纪90年代勤劳朴实的高陵人民,代代不息地在这块古老而富饶的土地上,繁衍生息,共创文明。

本县经济,亘古至今,以农业为主,而农业又以种植业为主。秦、汉时,由于郑国渠和白渠的修建,农业经济已相当发达。班固在《西都赋》中称:“沟塍刻镂,原隰龙鳞。决渠为雨,荷锸成云。五谷垂颖,桑麻铺棻。”西汉高祖功臣傅宽、王虞人、武帝宰相赵周、成帝宰相翟方进,三国魏武帝功臣曹纯、陈矫等曾封侯于本县。唐代,由于改建、扩建了郑、白渠,农业经济成为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。特别是县令刘仁师,修“五渠”、严水政,使县无荒区,民有良岁。盛唐以后,随着封建社会的日趋衰败,水利事业时兴时废,加之封建土地私有制的束缚,农业科技发展缓慢,制约了生产水平的提高。建国后,通过土地改革和农业合作化,摆脱了小农经济和自然经济的桎梏,1957年实现水利化,农耕制度改为一年两熟或两年三熟,以种植业为主的农业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。1958年,被国务院授予“农业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单位”称号。此后,虽有失误和挫折,但农业仍以前所未有的高速度向前发展。1978年,农业产值达到3122万元,按同比价,比1949年增长3.4倍,占农业总产值的83.1%。由于以粮食种植为主的农业经济和县办全民、集体工业快速发展,使工农业总产值达6106万元,比1949年增长3.6倍;国内生产总值达3310万元,比1949年增长6.2倍;社会总产值达7721万元,比1949年增长6.1倍。农、工、建、运、服务业总产值在社会总产值中的比重分别为61.6%、22.6%、8.2%、2.5%、5.1%。农、林、牧、副、渔在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分别为86.6%、1.18%、12.1%、0.1%、0.02%。

种植业中的粮食作物,历史上以小麦种植为主,辅之以大麦、谷子、糜子、荞麦、高粱和豆类。经济作物棉花,自元代以来,品种不断更新,种植面积不断扩大。民国时期,曾占总耕地的70%以上。建国后,由于水利化的实现,农耕制度的改变,原来种植的大麦、谷子、高粱和豆类等低产品种逐渐退居为填闲补种作物。棉花实行计划种植,面积保持在10万亩以上,后由于气候等不利因素,产量长期不高不稳,影响经济效益,改革开放后,实行自主经营,自由种植,农民自觉改种粮食。农作物以小麦、玉米等粮食高产作物种植为主。小麦、玉米播种面积,占粮食作物种植面积的比重,由1950年的61.1%提高至1978年的76.5%,再提高至1995年的86%。随着水利化、机械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和良种推广、科学种田等项农技服务体系的建立,选用良种、微肥拌种、半精量播种、间作套种、合理密植、科学用水、测土施肥、药物防病杀虫除草,已成为广大农民的自觉行动。1949~1995年,粮食耕地亩产连上5个台阶。1963年亩产上“纲要”,达228.1公斤,是陕西省唯一上“纲要”的县;1969年亩产过“黄河”,达318.5公斤,名列全省榜首;1973年亩产跨“长江”,达417.6公斤;1974年成为陕西省第一个亩产千斤县;1994年,20万亩粮田(占粮食耕地面积86%)平均亩产1012.9公斤。经省、市政府验收,成为闻名遐迩的西北地区第一个吨粮县。1995年,粮食总产达20.783万吨,比1949年、1978年分别增长10倍和1倍。每一农业劳动力生产粮食2592.7公斤,农村人均占有粮食1011.3公斤。人均、亩均售粮均列全省第一,是陕西省和西安市的商品粮生产基地。

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,改革开放的方针政策,给全县经济和社会事业的发展带来千载难逢的良好机遇。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;企业实行厂长(经理)承包经营责任制;发挥优势,大力调整产业机构,使国民经济和社会事业快速发展。除农业持续高产外,又出现新的经济增长点。其一是畜禽养殖业遍地开花。建国后,畜牧业迅速发展。改革开放后,养鸡热吹遍全县大地。1979年成为全省第一个来航鸡良种县。1982年,农村推行家庭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,多余粮食和剩余劳动力为养鸡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,加之积极推广现代化笼养技术、普遍建立饲料、防疫服务体系,使养鸡业达到一个新水平。1983年成为全省第一个交售鲜蛋过百万斤县。1986年成为陕西省最大的笼养鸡基地县,年产鲜蛋700多万公斤。形成以养鸡为龙头,多品种饲养的畜禽业发展格局。1995年,畜禽业总产值达23183万元,比1978年增长19.6倍,占农业总产值的31.6%。是年肉类产量1 1072吨,牛奶产量6394吨,羊奶产量10977吨,禽蛋产量22133吨,成为陕西省和西安市肉、奶、蛋商品生产基地。其二是乡镇企业异军突起。1978年,有乡镇集体企业162家,总收入305.25万元,占农村社会总产值的7.1%。改革开放后,个体企业如雨后春笋,农、工、商、建、运、服务业竞相发展,能工巧匠和农村剩余劳力大显身手,粮食、蔬菜等农副产品深加工潜力得到开发,加快了农村工业化、市场化进程。1995年,乡镇企业总收入65782万元,比1978年增长214.5倍,占农村社会总产值的72.6%。其中个体企业收入占乡镇企业总收入增长部分的73%,玻璃瓶、小磨香油等十多个产品被评为西安市优质产品;盐渍姬菇、脱水菜(大蒜片、粉等)打入国际市场,出口创汇;低压电力电容器被列为国家级推广项目。高陵果脯厂、泾河轧钢厂获“陕西经济明星”称号。乡镇企业已成为农村经济的重要支柱,是农村剩余劳力的主要出路,是农民非农业收入的重要来源,占农村经济的半壁河山。国民经济的全面增长,特别是农业、畜禽业、乡镇企业中工业和建筑业的突飞猛长,使全县的工农业总产值由1978年的8456万元增至1995年的67087万元,按同比价增长6.9倍。国内生产总值由1978年的3310万元增至1995年的50526.6万元,增长14.3倍。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由1978年的189元增至1995年的2251元,增长10.9倍。生产发展,商贸繁荣。遍布城乡的49个批发机构、169个批发贸易网点、1821个零售网点和9个集贸市场交易兴旺。商品销售总额达29972.2万元,比1978年增长9.3倍。活跃了经济,促进了生产发展,保障了群众日常必需品的供应。经济发展,财政增收。1995年,全县财政收入达1821万元,比1978年增长4倍。

社会事业的发展促进了经济腾飞,经济腾飞又促进了社会事业的发展。县城高楼迭起,水电通畅,灯明路净,绿荫成行。输电和通讯网络纵横交错,通往全县各个角落。道路四通八达,宽阔平坦。县、乡干路实现沥青路面化,村、组干路实现沙石路面化。医疗卫生条件大大改善,群众看病,基本做到小病不出村,大病不出县。

随着经济的发展,城乡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。1995年,职工年均工资31 16元,比1978年增长3.6倍。农民人均纯收入1160.92元,比1978年增长4.5倍。收入增加,消费结构也发生巨大变化。从以食粮为主改变为普遍重视菜、蛋、肉、奶等副食品的调剂。缝纫机、电风扇、洗衣机、摩托车、大型家具、彩色电视机、收录机、照相机、电冰箱等高档耐用消费品,普遍进入寻常百姓家。农村普遍建起砖混平板房,部分农户建起砖混楼房,居室宽敞明亮。人均住房面积29.02平方米。土木结构的砖瓦房从住房史上逐渐淘汰。城乡储蓄存款余额27811万元,比1978年增长33.4倍。生活水平的提高,加上医疗卫生条件的保障,使全县人均寿命达到70.72岁,比1949年提高30.72岁。

本县位于中华民族文化摇篮的关中腹地,教育事业自古称盛。秦、汉时,民间有序庠,县城有官学,旨在习武功,明人伦。隋代推行科举教育制度,宋代创建儒学,元代增设社学(乡学)和书院,清代书院、儒学、社学、义学、私塾类类皆有。所授生员,主要供官府选拔官吏。清末,废科举,兴新学,开始以传授道德、学习文化科学知识为主的近现代教育。民国末期,县内有初中1所、小学122所。建国后,教育事业逐年发展,教育体系日趋完善,形成包括幼儿教育、中小学教育、职业教育、成人教育等比较完整的教育体系。1985年,全县有小学109所,学龄儿童入学率达98.34%,巩固率达97.5%,毕业率达97.9%,普及率达95%,经省人民政府验收,均达到国家规定的标准。1989年,全县共有公办和民办幼儿园(班)125所,4至6岁幼儿入园(班)率达95%以上,被国家教委授予“幼儿教育先进县”称号。1994年,全县有初中14所、高中3所。95%以上的小学毕业生升入初中,达到毕业。师资水平、普及程度、办学条件、经费投入、教学质量均达到国家教委颁布的标准。农村推行以农技校牵头,村办小学包村,教师包人的扫盲责任制,全县青壮年非盲率达到99.5%。在全省96个农业县中第一个实现了“两基”(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,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)达标,成为国家教委首批公布的“两基”达标先进县。初中毕业生升学率历年在33%左右,高考录取率在27%左右。

历史上,以社戏、社火、自乐班为主的群众自娱自乐教育活动相当活跃。建国后,党和政府重视文化事业,不断增建文化事业设施。至1995年,县城建有广播电视台、文化馆、图书馆、剧院、体育场、电影院、俱乐部。10个乡镇都建有文化站。业余剧团、自乐班、民乐队、社火遍及城乡。每逢重大节日及喜庆场合,皆出场演奏。从1970年起,进行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的群众自编自演故事活动经久不衰。被国家文化部誉为“故事之乡”。

丰厚的文化积淀,养育了高陵人民崇文尚礼、勤朴厚重和献身社会的传统美德。驰骋疆场,战功卓著;学有专长,著书立说;为官一任,造福一方;醒世济民,献身社会;钻研科技,富国利民的人物世代不断。西汉有以司马击项羽有功而封安丘侯的高祖功臣张说、受诏续《太史公书》十余篇的史家冯商;东汉有著《汉书音义》112册的学者如淳;三国时有“能容民畜众,使群羌归土”的国之良臣张既;唐有参与修定唐初律令、礼典、第一部国家药典《新修本草》的元老重臣于志宁和郭子仪等平定安史之乱的将领李嗣业;元有参与修定古代最优秀的历法《授时历》的高隐杨恭懿;明有著作宏富的理学名儒吕楠,时人推崇为家之孝子、乡之善人、国之忠臣,天下之先觉先民;民国时期,有陕西第一个宣传马列主义的留日学生席实生,1920年在《鼓昕日报》上发表的《布尔什维克主义论》,堪称为一枝早开的报春花。以优异成绩考取公费赴美留学,获陕西第一个农业经济学博士的王德崇,在农业经济学研究方面颇有造诣。还有一批早年投身社会,从事革命的志士仁人,抛头颅、洒热血、矢志不渝、愈挫愈坚,以公开的或隐蔽的形式,对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斗争。有的为革命披肝沥胆,英勇献身,有的在社会主义建设岗位上呕心沥血、鞠躬尽瘁。1921年,旅京学生刘天章经李大钊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,曾任山西省委书记,为陕西最早的共产党员,为革命英勇献身,慷慨就义。1927年大革命时期,白文范出生入死,创建中国共产党高陵县地下支部,领导人民群众,掀起革命高潮。在历次革命战争、抗美援朝和建国后保卫祖国的战斗中,107名热血男儿,马革裹尸,效命疆场。建国后培养的大批青壮年劳动者,大多具有高中文化程度,文化科技素质较高,在发挥优势、挖掘潜力、振兴高陵,特别是在改变传统农业,实现农工商一体化,种养加一条龙的城郊型经济和“吨粮县”中发挥了主力军作用。

在历代县令、县丞、县尉、主簿中,有后为西汉光禄大夫的王尊、东汉太尉段颎、西晋中书令潘尼、武周中书令崔元晖、中唐诗人韦应物、北宋名将种师道等一批志士仁人,修举政教,役志养民,为本县社会发展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。

纵观历史,建国后,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,全县经济和社会事业实现了史无前例的大发展。1995年,国内生产总值在1978年的基础上翻了4番。粮食亩产过吨;畜禽业远近闻名;乡镇企业成为农村经济的支柱产业;9年义务教育得到普及;全民文化科技素质居于全省农业县前列。但横向相比,却远远落后于改革开放后经济发展大潮的形势,仍然是农业大县、工业小县、财政穷县。20多万农业人口,有粮吃、少钱花,温饱有余,富裕不足。根本原因,一是粮食产量虽高,但从严格意义上分析,是用高投入、高成本换来的,产出效益不尽人意。二是县办工业起步迟,规模小,科技含量低,现代化程度不高。年产值超千万元的企业尚无一家,现代化大型设备几乎没有,设备陈旧,机制不适,经济增长缓慢,发展速度和人均产值远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,年上交税利占不到县财政收入的10%。三是乡镇企业规模小,档次低,管理粗放,产品技术含量不高,效益差,对县财政的贡献,仅好于县办全民、集体企业。四是由于县办工业和乡镇企业发展水平低,使广大农村剩余劳力缺少就业门路,加之长时期的农业经济,相当一部分农民没有冲破思想保守、观念陈旧的束缚,依靠土地,满足温饱,怕担风险,不敢闯大业、致大富。五是虽实行计划生育,但人口仍然增长过快。1949~1995年,全县人口增长14.6万,人均耕地减少3亩多;粮食总产增长10倍,人均粮食仅增长3.1倍;国内生产总值增长50.6倍,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仅增长37.8倍;教育文化卫生事业费比1965年增长21.8倍,但基础设施仍不能适应现实的要求。过量增长的人口,困扰国民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。

史实证明,工业经济发展的税收是地方财政收入增长的主要来源,工业经济的发展又对其它产业的发展起着极大的促进作用。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,粮食是基础的基础,没有雄厚的农业经济作保障,工业及其它产业的发展将会成为无源之水,无本之木。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,高科技的推广和应用,将会使社会财富呈现最大幅度的增长。国民经济发展了,社会财富增加了,如果不控制人口的过快增长,社会财富的增长部分就会被过量增长的人口消耗掉。因此,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和科教兴县的发展战略,重工强农,兴商富民是振兴本县经济、改变财政穷县的根本出路。22万勤劳、智慧的高陵人民,极应振奋精神,扬长补短,开拓进取,紧紧抓住改革开放的历史机遇,坚持以开放促开发,以开发求发展的战略,全方位的发展横向经济联合,加大招商引资力度,改革国有企业经营体制,促进存量资产的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;大力发展非国有经济,鼓励和支持私营、联营、外资等非国有经济的发展,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;把乡镇企业作为振兴县域经济的战略重点,坚持多轮驱动,多轨运行,尽快上规模、上档次、上水平、上质量,实现超常规发展;强化农业,依靠科技和管理,大力调整产业结构,实现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,粗放经营向集约经营转变,减少投入,加大产出,增加农民收入;从本县农业发达、劳动者文化技术素质较高的优势出发,依托西北工贸、科教、旅游中心城市西安,把农、工、商一体化,种、养、加一条龙的城郊型经济推向一个新水平,创造出史无先例的业绩,描绘出前所未有的图画,使更加文明、富裕的现代化新高陵屹立于关中腹地,泾、渭之滨。